对干部道德考核方法进行创新是可以的，但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做法很多都是“花架子、不讲究实际的做法”。
在目前尝试中一个大的问题是混淆了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
公务员的评价，无论是绩效评价还是品行评价，皆应致力于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依法展开的。
干部提拔需要出具家庭道德鉴定书，这是湖南省邵阳县最近新出台的干部考核标准。此前，很多地方也针对考核干部德行出台“新招”，令人目不暇接。
早在今年4月，四川省郫县县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郫县干部“三圈联考联评”实施办法》，其中除对干部工作和学习的考核外，还增加了对其8小时之外生活圈的考评，干部的品德表现、居家表现、邻里关系以及生活作风都成为考核内容。也就是说，在干部提拔前，小区门卫、社区干部、邻居和家人都将成为考察机关干部的访谈对象。
江苏省沭阳县也有“创新之举”——对96名乡科级“一把手”进行年中考核，首次将“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情况列入其中。一些地区也快步跟上，将“是否孝敬父母”的道德指标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
考核新招可谓五花八门，更有网友评论“地方考核干部德行新招频出，有的令人哭笑不得”。虽然如此，在探“奇”之余，这种现象的涌现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看了这些新的探索措施之后，心情非常复杂，这些尝试反过来说明了“我国个别干部的道德沦丧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因此，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喜可贺的。但也有人认为，“我国的干部道德考核标准缺失，对于长期重视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我国来说是一个痛处。”
杨建顺认为，对干部道德考核方法进行创新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做法很多都是“花架子、不讲究实际的做法”，“这些新的尝试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将小区门卫、社区干部、邻居和家人都被发展成了访谈对象的话，那么很多城市居民都可能不合格。因为其跟小区门卫、社区干部等都不熟，这些访谈就失去了意义，入户调查还存在侵犯了个人的私人空间之虞，须有法律的相关授权。尤其是把干部考察权重的百分之二十放在这里是很不合理的”。
“制作评价指标体系意义非常重大，但是这种指标须有很大的科学含量，不是拍脑袋或者随意请几个专家弄个几十条几百条的就能作为一个评价体系。”杨建顺说。
除了上述各地探索之外，在甘肃灵台县，“是否孝顺”也被作为一项考评标准写入了干部考核办法中。
杨建顺认为，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需要“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已具备这两点，还要用“是否孝顺”、“生活圈调查”等来做“一票否决”，显失科学性。